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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台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於1925年由劉喜陽、李松峰等人組成的台灣映畫研究會製作。
- 結果使得田賦稅收大增，詳細地籍資料的建立也使日人對台灣的土地資源更加了解。
- 台灣的新興知識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非武裝的抗日手段，爭取台灣的民主與自治。
- 後藤新平認為，從所謂的「生物學」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亦即分離於內地之外的帝國屬地，不適用內地法律，必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
- 日本也進入相對自由、開放的「大正民主時代」。
- 此種減少，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於吸食鴉片的人口自然死亡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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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再加上總督府對社會運動的壓制，導致台灣文化協會的式微。 1927年初，「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退出另組「臺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又於1930年分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日領 而在農工運動團體方面，「台灣農民組合」於1926年成立；民眾黨的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於1928年結成；同年4月，「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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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黃惠玟為依高虹安指示做事，供出一切犯罪情況並提供事證，陳奐宇、陳昱愷2人身為勞工，配合雇主的行為及決定，因此請法院再依刑法酌減其刑，並請宣告1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緩刑宣告，以勵自新。 檢調偵辦新竹市長高虹安任職立法委員期間，涉嫌詐領公費助理費用等46萬餘元。 台北地檢署14日偵查終結，將高虹安及多名助理、辦公室主任等共5人，依照貪汙、偽造文書等罪起訴。 同案被告，高虹安的男友李忠庭則獲不起訴處分，理由是檢方認為李忠庭確實有執行助理工作。
若以年代區分，1900年－1920年間，台灣的經濟主軸於台灣糖業，1920年－1930年為以蓬萊米為主的糧食外銷。 綜括這兩階段，總督府的策略約略是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最高指導方針。 至於1930年之後，則因戰爭需要，總督府對於台灣的經濟重心則轉為工業化。 臺灣總督府成立之初，設民政、陸軍、海軍三局。 此外，乙未戰爭期間曾短暫命高島鞆之助為臺灣副總督，高島也是為期五十年之臺灣日治時期內的唯一副總督。 民政局則在原本組織下增設總務、法務、通信共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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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 標準時方面，1937年以前，臺灣時間仍較日本標準時間慢1小時，1937年調為與日本本土相同。 [127] 總督府在各地設置大時鐘（例如火車站的正門上方），並且配合例假日制度，以養成人民守時的習慣。
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大陸，日軍佔領台南，這個武裝遠遠不敵日軍而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單憑民眾之力奮戰存活184天的台灣民主國政權，至此完全劃下了句點[38][44]。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總督府報告，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5]。 日本領有台灣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43]。 在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中，武裝抗日運動主要發生在日本統治的前20年。 根據一般學者的研究，武裝抗日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期是台灣民主國抗拒日軍接收的乙未戰爭；第二期是緊接著台灣民主國之後的前期抗日游擊戰，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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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並從1921年開始，在每年的6月10日都舉辦許多宣導活動。 此外，配合現代科技（電報、收音機），使各地的公務人員及民眾能夠知道標準時間。 並指出「雖就軍事教育之素養而言，憲兵確有較優之處，然將禍機防於未然，而轉禍為福，莫如運用警為宜。」決定建立新的治台方式，減少軍事的干預，提高警察的功能。 日領 並於一八九八年六月首先廢止前總督乃木的伐台「三段警備」制度。 於1898年（明治31年）11月根據《六三法》制定《匪徒刑罰令》，代之專以警察為中心來對付「土匪」(台灣義民軍)。 把警察組織、功能及人數擴大起來，警察力量立即迅速地浸透遍及台灣各地方各階層。
其中台北一中於第十五回（1929年）打進準決賽、1928年成立的嘉義農林棒球隊於第十七回（1931年）獲得亞軍是台灣球隊在甲子園最好的成績。 嘉農隊的吳昌征在1937年畢業後加入日本職棒巨人隊，後來又打過阪神隊與每日隊，享有「人間機關車」的外號[96]。 1908年，高松豐次郎於台灣定居，開始於台灣北、中、南部的七大都會興建戲院，並與日本及歐美的電影公司簽約[88]，建立制度化的電影發行與放映制度。 1924年後，台北的放映業者由日本請來一流的默劇旁白（日語稱電影辯士），電影放映業愈加彭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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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以各地神社為信仰中心的神道教成為統治者積極推動的宗教。 日領2023 在此因素下，其餘宗教遭受一定的限制，此現象一直到戰後才有所改觀。 1936年，台灣總督府將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施與台灣漢族相同的皇民化政策，自此，不具名卻存在的理蕃政策才改以皇民化政策取代。
除此，為了紮下根基，台灣總督府則從公共衛生教育著手。 一方面借重公學校教育體系與警察力量，教導台人衛生觀念，使一般民眾具有現代衛生的觀念。 另外一方面則於台北帝國大學內設置熱帶醫學研究所及訂定護理人員的升學制度等。 1895年中日兩國簽署馬關條約時，伊籐博文即在場表示「我國日後領臺，必禁鴉片」、「如我日本嚴令禁絕鴉片進口，臺灣當能無一人吸菸」。 日領2023 唯實際接收後考量吸食人口眾多，將原先「嚴禁」政策放緩為「漸禁」。 1897年1月21日台灣鴉片令公佈，總督府採用了鴉片專賣與發行鴉片證的漸進根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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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設置台灣公學校意見》一文中，建議台灣總督府於台灣實施當時日本尚未實施的兒童義務教育。 台灣總督府遵循其意見，在同年於台北市芝山岩設置第一所西式教育場所，也是台灣第一所小學（今台北市士林國小），此小學基本上為實驗性的義務教育。 隨後，該處所雖發生六氏先生事件，台灣總督府仍於翌年在全台灣創立國語傳習所，設置更多義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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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俗的流行文化也在此時期首度於台灣出現並極為盛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依當時的決定，日本撤僑在次年(1946年)3月才能完成。 此時距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尚有兩個月空檔，物價嚴重已上漲，臺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 臺銀持續加印無號碼鈔券，但最大面額百元僅有百元，已不敷使用。 經大藏省決定，將滿載飛機的日本銀行的鉅額台銀紙幣空運台灣[78] 。 台灣銀行與三菱、三井等財閥共同掌握台灣的金融體系，透過臺灣銀行的金融及貿易措施，大量日本資金流入台灣，加速了島內的資本主義化，並且使日本的資金能透過台灣進出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甚至後來還在中國南部與東南亞設立分行。
日本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5]。 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以及大正民主風潮的政治風氣改變，日本統治當局於日治中後期改取較為柔和的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以及改派任文官總督，臺灣亦在短時期內發展蓬勃的本土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 同時也有許多臺人如鍾理和等前往日本本土或「滿洲國」學習，亦有赴中國大陸與國共合作抵抗日本統治[6]。 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需求，臺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設施、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農業以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現代化，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被日本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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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對警察的擴權稱之為「警察政治」，又於同年八月、十一月分別公佈「保甲條例」及「匪徒刑罰令」，對「土匪」、「匪徒」加以嚴罰。 此律令共有7條條文，效力溯及此令頒布前，規定不管匪徒是主謀者、教唆者或指揮者，一律處以死刑。 後藤以鐵腕武力貫徹執行所訂定的法律，僅匪徒刑罰令，在一八九九年一年間依據此法被處死刑者達一千零二十三人。 而自後藤就任至1902年的五年期間被處刑的「土匪」總數達三萬二千人，[110]，超過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一。 1903年2月12日總督府批准了由土倉龍次郎募資成立的台北電氣株式會社[106]，在深坑一帶利用淡水河的支流南勢溪興建水力發電廠，供應台北市使用。
- 民政局則在原本組織下增設總務、法務、通信共七局。
- 一方面借重公學校教育體系與警察力量，教導台人衛生觀念，使一般民眾具有現代衛生的觀念。
- 因為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原住民事務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台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而這些對策稱作 「理蕃政策」[註 5]。
- 1936年，台灣總督府將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施與台灣漢族相同的皇民化政策，自此，不具名卻存在的理蕃政策才改以皇民化政策取代。
- 致于陳奐宇等其他被告，除「公衛文」王郁文外，其餘3人因自白犯罪、犯後態度良好，且僅是勞工配合雇主之決定，因此向法院請求予以宣告緩刑。
[63]至今，這個事件仍被群眾視為踐踏女性權利及尊嚴的行為。 在現今的臺灣社會，有基金會專門研究慰安婦的歷史（如婦女救援基金會[63]），並且協助至今仍存活的慰安婦對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 相對於特別統治主義的殖民地路線，則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內地延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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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住在花蓮港街（今花蓮市）的棒球愛好者林桂興，召集附近的臺灣原住民少年，組成「高砂棒球隊」，常與當地的日本人在「花岡山棒球場」舉行比賽，並逐漸打出名氣。 1923年3月，將球隊重新取名為「能高團」[95]。 在長達兩個月的旅行比賽中，能高團分別在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與當地高校球隊比賽，總戰績為三勝四敗一和，雖然不算特別出色，但已足證明原住民也可以在球場上與日本人平起平坐。 台灣最早開始流行歌曲就是搭配由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阮玲玉主演電影的《桃花泣血記》。 片商為了招攬台灣觀眾，委由詹天馬、王雲峰作曲[92]，的同名宣傳曲意外走紅、擔任主唱的是當時古倫美亞唱片會社當紅的歌手純純（本名：劉清香[93]）。 不只此，該曲在隨後的單曲黑膠唱片發行上，更有一定的唱片銷售成績。
需配合貨櫃卸貨時間, 一般3-4小時/1個貨櫃 卸貨完成. 奉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於同年10月25日上午10時在台灣台北公會堂（戰後改名為中山堂）舉行台灣地區的受降典禮[135]。 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與陳儀將軍進行受降儀式，安藤利吉將軍將受領文件簽署後，由參謀長諫山春樹將軍轉交遞給陳儀將軍，雙方即完成受降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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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原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宣布在臺灣「始政」[51][52]。 在此約二十年內，以台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台民頑強的抵抗。 日領 除犧牲慘重外，也遭致國際社會的嘲笑，因此曾經在1897年的國會中，出現「是否要將台灣以一億日圓賣給法國」的言論，稱為「台灣賣卻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