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政策雖然是這幾年比較熱門的，或許也是大部分讀者最熟悉的議題，但它不應該完全概括梅克爾的政治生涯，也無法完全解析基民盟所面臨的困境。 因為18年的領導以來，梅克爾不僅徹底改變了基民盟的形象，也將基民盟慢慢從右翼保守派轉移向偏左的中間派。 柏林的赫爾提行政學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nance）國際關係教授韓克（Marina Henke）指出，這是因為，在德國過去對待俄羅斯的立場上，社民黨該負的責任要比梅克爾大的多。 法新社報導，梅克爾曾被奉為自由世界領袖，但也有人指責中間偏右的她讓歐洲愈來愈仰賴俄羅斯能源，且忽略了德國國防力量，她似乎誤判了蒲亭的野心，而這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然而，當俄羅斯砲彈開始落在烏克蘭領土上，梅克爾的16年執政生涯也蒙上陰影，如今有些觀察家質疑，她過去對蒲亭的和緩政策是否實際上弱化了德國，甚至歐洲。
作者有提及中國問題，2007年11月，梅克爾在總理府接見了達賴喇嘛，此舉動觸及了中國神經並作出抗議。 同年，她第一次見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就曾開門見山地提出人權問題。 梅克爾 那次中國讓梅克爾空手而回，中德並沒有達成任何商務關係。 由2005年上任至今，外在環境可說是橫風橫雨，風大雨大。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嘯，令歐洲陷入債務危機，經濟急速衰退。
梅克爾: 觀點
今年9月，俄羅斯與德國分別舉行國會選舉，選後，梅克爾將全面引退，普京則以「萬年總統」、「現代沙皇」之姿繼續威脅國際社會，繼續醞釀俄羅斯下一場革命。 1989年11月，35歲的梅克爾與37歲的普京同在東德見證石破天驚的歷史時刻——柏林圍牆（Berliner Mauer）倒塌，也同時看到了國家與自己的未來。 兩人先後晉升為國家領導人，也成為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兩大陣營的代表性人物。 梅克爾說，柯爾在擔任總理的多年時間裡，他知道有時候需要繞一些遠路，但是他從未忘記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她說，（如果柯爾今天還是總理），「他會盡一切可能保護和恢復烏克蘭的主權和完整」，但同時也，「當然不是靠德國自己單獨行動，而是始終與歐盟和北約所有伙伴協商」。 研究員埃德霍弗爾表示，梅克爾作為「氣候總理」留下的政治遺產還不明確。
梅克爾的務實主義很弔詭地類似其極端反面的民粹主義，都為選民簡化了政治思考、從而減損了民主社會的動能。 畢竟，務實主義與為掌權而掌權的市儈之間，有時也只隔一層紙而已。 然而，從反面的角度來看，克雷屈曼的評價則顯得過於溢美。 事實上，梅克爾風格也對德國民主帶來了副作用：「不對稱的反動員」本質上就像商業傾銷（dumping），靠著討好各方選民的策略，來癱瘓政黨之間辯論交鋒的良性競爭，也讓德國選民的投票率降到歷史新低點。 另如引入基本工資、裁軍、廢除義務役、乃至於氣候政策，亦皆為梅克爾或吸收對手立場、或妥協轉彎的結果。
梅克爾: 德國的梅克爾時代
梅克爾於2008年3月藏區流血衝突發生之際即表示未來還會再接待到訪的達賴喇嘛[15]，她其後更表明不會出席北京奧運會，成為第一個宣佈不出席的大國領導人[16]。 與此同時，梅克爾的成就也證明了歐洲統合的可貴和歐式外交的可行。 二○○五年以降，歐盟危機和挑戰不斷，連續衝擊歐元和歐盟，「歐元瓦解」、「德國退出歐元區」、「歐盟失敗」、「共同市場崩裂」等傳言不斷。 但在梅克爾的領導下， 歐盟不但克服困難，而且脫胎換骨、益見茁壯。 而梅克爾能夠成功帶領歐盟乘風破浪，除了倚靠德國的政經實力和協調整合外，歐盟本身機制的穩固和歐洲統合累積的成就也極為重要。 自一九五○年五月九日舒曼宣言以來，歐洲統合歷七十年而有成，建立了跨國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機制，形成歐盟內部各國不斷協商、多層級對話的架構，更累積了各會員國及人民之間的強大互信。
路透報導，俄羅斯前總統麥維德夫（Dmitry Medvedev）30日表示，假使烏克蘭持續中的反攻行動成功，俄國就必須動... 綜觀梅克爾主政下的德國與歐盟，在面對西方民主秩序的危機時，只能吃力地追趕正在成為歷史的現狀，而難以有所突破。 梅克爾被迫要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即刻做出重大抉擇：是要強硬地封鎖邊境、但必然造成人道災難且使德國陷入國際責難，抑或要貫徹人道開放邊境、但概括承受社會衝擊以及對其個人的政治後果？
梅克爾: 後梅克爾時代：影響美中角力的關鍵選舉，9月登場！「台灣」成為德國政黨的關鍵字
面對上述危機，梅克爾幾乎無役不與，甚至常常扮演主導角色。 二○一五年她更乾坤獨斷，全面開放百萬難民入德，一舉解決全歐洲的難民危機。 她同時聯手法國和波蘭，說服普亭建立明斯克議定書（Minsk Protocol），全力防堵烏克蘭危機擴大。 英國脫歐後，梅克爾又穿梭海峽兩岸，力圖緩和各方情緒，避免雙輸。 在川普狂飆四年中，梅克爾則傾全力捍衛北約、國際組織和自由貿易秩序，防止體制崩塌。 無論是和各國領袖聚會的重要場合，還是和民眾在耶誕樹前拍照合影，德國總理梅克爾總是在親切笑容下，以雙手手指輕鬆碰觸、擺出菱形手勢。
如果未來的政府能夠成功應對氣候變遷，那麼梅克爾就會「被視為先驅」，但如果不成功，「她的政治則只會被描述成是在可能性的局限下發生的移動，」埃德霍弗爾說。 梅克爾 這是一個轉折點，我們都需要認真對待他的每一句話語，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將它們歸類為虛張聲勢。 鑑於（烏俄戰爭）這一令人震驚的情況，我認為德國、歐盟和北約採取團結一致的立場以及如何採取堅定的立場來保護國家主權和完整，這一點非常重要。 梅克爾的謹慎態度有以下原因：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梅克爾: 價值共同體
2000年，基民盟的支持度首次崩垮至31%，這是科爾時代後期，種種政黨獻金醜聞以及選民對基民盟失去信任的後果；與此同時，社民黨以42%的支持度，達到半世紀以來的新高峰。 梅克爾2023 然而梅克爾當年所面臨的，不僅是前任基民盟總理科爾的醜聞，同時科爾仍持續對該黨垂簾聽政，這讓梅克爾在議題和人事安排方面也遭到許多黨內的挑戰。 但在基民盟的核心議題改造同時，梅克爾擠走了許多黨內的競爭者。
曾在梅克爾政府擔任外交部長的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4日坦言，他在推動北溪2號(Nord Stream 2)天然氣管線方面「犯了錯誤」。 建立這條具爭議性的管線，將使俄羅斯對德國的天然氣進口量翻倍。 澤倫斯基在一項深夜談話中指出，德國、法國當年在北約組織布加勒斯特(Bucharest)高峰會上，不顧美國的敦促，領導各國作出不同意烏克蘭入會的決定，是「失算」。
梅克爾: 經濟日報社論／兩岸經貿要加速去風險
綠黨天生的全球化基因自不必多說，社民黨則犧牲了藍領基層鐵票倉的利益旨趣，往知識經濟新中產的世界觀靠攏，轉型為全球化價值的政黨。 然而這位飽受西德傳統男性政治菁英輕蔑的東德女性政治素人，卻開始展露其獨特的政治韌性，並在之後逐一撂倒對手——也包括柯爾本人。 梅克爾在柯爾內閣歷任婦女兒少部、環境核安部的首長後，成為基民盟首位女性秘書長；隨後於2000年當上黨魁，並在2005年勝選出任總理。 換言之，在梅克爾看來，讓柏林圍牆倒下的關鍵因素，既非人民對抽象民主價值的渴望、也非和平禱告會上牧師們對自由人權的鼓吹，而是吃不到生蠔、沒有像樣的優格、買不了福斯金龜車的鬱悶。
德國政府的親中並不是從梅克爾才開始，而是從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就開始了，而且，不管是社民黨還是聯盟黨都是如此。 梅克爾2023 1972年，中德建交，就是緣於施密特對時任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的建議。 2012年，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之後，這種關係中的權力平衡發生了快速的轉變——變得對中國有利。 兩位美國政治學者馬泰斯（Matthias Matthijs）和卡內曼（Daniel Kelemen），稱梅克爾的重商主義為「Merkantilism」，永遠讓德國的商業和地緣經濟利益，擺在民主人權和歐盟成員的內部團結之前。 其實當年在旁不斷慫恿左右梅克爾，出賣德國太陽能產業的還有德國汽車業。 當時美國可能對德國汽車實行貿易制裁，因此汽車業都十分擔心，並看重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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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梅克爾艱難地保住第4任總理任期，被視為「跛腳鴨」；2018年她更辭去基督教民主黨黨主席，鐵娘子光環逐漸黯淡。 在這樣的危難時刻，歐盟在任最久的領導人梅克爾（Angela Merkel），擔任總理14年，幾乎可說是歐洲政治的燈塔。 除了「梅克爾複製人」的稱號之外，由於他說話時沒有情感起伏，因此，早在他還是社民黨秘書長的時候，時代週報(Die Zeit)就給他取了個「機器人」的綽號，這個機器人除了表情固定之外，話還特別的少。
- 歐盟因新疆政策制裁中國、以及北京加倍的反制裁表明，中國不為制裁所動，恰恰相反！
- 著有《借鏡德國－一個台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借鏡德國－毛小孩的神秘力量-從歐美的動物輔助治療看台灣動物福利》及德文著作《Mein Onkel aus Taiwan》。
-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讓梅克爾決定逐步淘汰德國的核能發電廠，並啟動朝綠色能源轉型計畫，並準備在2022年底關閉最後6座核能電廠，實現無核家園。
- 加上來自厄利垂亞和伊拉克的難民，當時共有400多萬人逃離家園。
- 次貸風暴的骨牌效應繼而引發了2010年的歐債危機，最後演變成2015年針對希臘是否退出歐元區（即所謂「Grexit」）的爭論，讓歐盟暴露在空前的整合危機中。
- 從全球史的角度重新檢視獨立宣言， 也透過獨立宣言看見不一樣的世界史！
這使德國出現1949年後首次有現任總理不角逐連任的局面。 梅克爾 政府易主也可能影響德國與法國的關係，這項夥伴關係正是歐洲聯盟（EU）的核心。 梅克爾的政治生涯對德國與世界都是女力的大展現，她女性的穩健承擔也為世界帶來難能可貴的安定力量。 德國不講忠貞愛國，但梅克爾其實帶動的是德國安穩、團結的力量。 梅克爾 而她看似人道、穩定的領導風格，民主人士卻無法理解她為何讓軍備武器工業牽著鼻子走，甚而軍售戰爭或準戰爭國家，讓德國成為一邊販賣軍備給戰爭國，殲滅他國子民性命的幫凶，而另一方面卻伸手援救逃離危境的難民，陷國家於不義。 梅克爾在2018年表示，2021年將不再尋求連任總理之位，代表著她將在今年秋天大選後卸任德國總理，而基督教民主黨已在今年1月16日選出新任黨魁拉謝特（Armin Laschet），若拉謝特帶領黨內打贏德國9月大選，將有可能成為下任德國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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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即將在9月26日舉行國會大選，而梅克爾則不再尋求連任。 有不少專家認為，因下一屆國會的席次分佈會更加多元，不同黨派的聯合政府談判將變得更加複雜。 因此，可能要等到聖誕節，甚至1月初才能見證新總理上任。 換言之，梅克爾很有可能超越其政治教父柯爾（Helmut Kohl），成為歷來任期最長的德國總理。 根據《明鏡週刊》的回顧評論，執政前期的梅克爾確實秉持在國際上貫徹西方民主秩序的理念，諸如在2006年干涉普丁暗殺政治反對者一案、在2007年接見達賴喇嘛等。
她懂得明哲保身之道，所以不會攻擊哪一邊，而危及自己的未來。 適應和妥協很棘手，但她已知如何遊刃有餘─而且明白不能輕易透露自己的看法。 「記得我曾問她一個問題，」麥茲卡爾斯基回憶說，「我們都知道她是一個牧師的女兒，而身為一名科學家，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梅克爾回答：「對我而言，信奉上帝就是過著合乎倫理的生活。」她說，她的目標是把基督教倫理和科學融合在一起。 她從滕普林上了火車，在萊比錫中央車站下車，站在穹頂大廳─這是歐洲最宏偉的火車站，鐵路黃金時代的遺跡。 共產主義英雄的巨幅頭像─馬克思、列寧、烏布利希─歡迎這個十九歲的女孩。 不管她有多優秀，梅克爾依然渴望同儕的陪伴與認可，因此她加入了少年先鋒隊，也就是學習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預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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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決政治對手，彷彿就像解決科學問題一樣，也沒什麼好隱諱的。 《時代週報》副主編烏利希（Bernd Ulrich）多年後回憶：2002年大選前夕，他與梅克爾一同出席在柏林郊區舉辦的基民盟催票健行活動。 新老階級洗牌、族群多元分化的結果，讓聯邦德國藍領工會色彩的老左派社民黨（SPD）、以及保守中產家庭價值的老右派基民盟，都開始面臨選民基礎逐漸萎縮的問題。 兩者過去隨便都能囊括三、四成以上的選票，但在此刻這種「全民政黨」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也是在7月那場「告別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她在卸任之後會想念什麼，梅克爾以一貫新教式的冷靜、面無表情地答道：「人們多半只會在不再擁有後，才會去想念——所以這題以後再答吧。」邊說就邊露出了笑容。 德國薩爾蘭大學免疫學教授瑟斯特爾（Martina Sester）表示，與2次都接種AZ疫苗的研究對象相比，混打疫苗的另一組人群可在血液中檢測到高出10倍的抗體；此外，中和抗體的檢測顯示，混打疫苗接種甚至比接種2劑輝瑞／BNT疫苗還好一些。 不過，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其他科學家審查，也尚未完全公布研究結果。 毫無懸念地，梅克爾隨後接下了黨魁，然而作為總理候選人跳板的黨團總召關鍵位置，則由同是黨內青壯改革派新星、在反柯爾陣線上與梅克爾親密結盟、但立場則更加保守的梅茲（Friedrich Merz）拿下。 當她稍晚從泳池回到家門口時，梅克爾才意識到此刻世界已發生鉅變：家門旁的波恩侯姆大街正被人車潮所淹沒，大家興高采烈地往西柏林的方向蜂湧而去。 不過，梅克爾的解方是靠削減公共支出提升競爭力，有別於美式印鈔票拉抬景氣的做法，她對撙節的強硬立場因此備受抨擊，尤其在英美學術圈中出現強大的反對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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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梅克爾這「牆頭草」的作風不是沒有原因的，她的傾左戰略是經過成本與效益分析，以及選舉專家為她開示的結果，她所回應的是更深層的問題：所有「全民政黨」（Volkspartei）的危機。 德國整體的經濟狀況雖然領先於其他歐盟國家，可是仍面臨許多急迫的社會問題。 在地方競選期間，德國內政部長兼基社盟黨主席的錫霍佛（Horst Seehofer）以反中央的難民政策為主軸，企圖弱化極右派另類選擇黨（AfD）在巴伐利亞的興起。 顯然，錫霍佛的策略嚴重失敗——基社盟的得票率跌到32.7%，是1950年以來的新低。
梅克爾手上還拿著浴巾，就這樣跟隨人群穿過圍牆、走進西柏林。 她第一時間想打電話給住在漢堡的姨媽，便和一群東柏林人找到一戶人家借電話。 打完電話後，興奮的眾人要繼續動身前往西柏林繁華的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去體驗資本主義的燈紅酒綠——然後梅克爾說，這攤她先不跟了，明天一早還得上班，接著便獨自往回走。 1989年11月9日，崩潰前夕的東德政權已無力控制局面，反抗集會遍地開花、越來越多民眾突破鐵幕出逃。 前此不久，關於黨中央政治局將效法中國天安門血腥鎮壓的風聲仍甚囂塵上，但就在當天晚間7點左右，官方無預兆地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附帶提到：即刻起開放東德民眾自由申請前往西德。 9月5日午後，難民開始穿過奧地利邊界的檢查哨，搭火車陸續抵達慕尼黑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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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論稱史潘為梅克爾的「危機管理人」——在12年前，這個稱號是給梅克爾本人的。 伴隨著這種轉變，西方民主與人權的價值也從檯面上的堅持與介入，退為「後台外交」中的軟性呼籲。 而梅克爾關於國際民主多邊秩序之堅持，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其重點逐漸從理想的「民主」轉移到了務實的「多邊協商」。 我們不一定要認同這個推測，不過這的確能側面反映出梅克爾對國際秩序的根本信念：對民主多邊協商的堅持、乃至於對破壞此一秩序之川普與普丁的厭惡。
- 除了蘇聯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東德，有那麼多的俄國軍隊。
- 美國的北非與敘利亞軍事干預政策所引發的難民危機，令大批難民湧入德國邊境。
- 馬頓在書中指出，梅克爾曾是世界舞台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卻不願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在眾聲喧嘩的強人時代，她寧可安安靜靜，與音樂家、聲樂家和作家為伍。
- 這讓自民黨深感上了梅克爾的當，只是被她當作跨越過半門檻以便組閣的工具人。
- 來自東德牧師家庭、德國統一以後才由學術界踏入政壇，梅克爾竟能承繼大統，執政十六年，都再再顯現德式民主的優越。
- 同時，她主張「擁抱而非謾罵」，認為在氣候變遷、環境保護以及全球健康領域必須、也能夠與中國一道取得進步。
- 有的時候，我很想把邱吉爾從天上抓下來和梅克爾對話； 前者充滿熱情、勇氣、文采、智慧、滔滔不絕。
對於部份反對伊斯蘭教派日益茁壯、內心深感基督教教義價值蒙受威脅的人士來說，梅克爾可說是必欲除之而後快的人物。 幾年來接受上百萬的難民，多是伊斯蘭教徒，逼得全體德國人在心理上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必須面臨社會上大量的異教徒，這使得他們感到安身立命的家國突然變樣，出門沒有家的安全感，而梅克爾就是這個不安來源的始作俑者。 自2005 年11月至今，梅克爾（Angela Merkel）執政近15年，為平息黨內外對她執政12年的陳舊執政理念的疑慮，她表明2017年起的第四次任期是她執政生涯的終點，而明（2021）年國會大選，依照她對選民的承諾，她的政治生涯亦將劃上句點。 在這15年來，至今33歲以下的德國年輕人完全不認識其他德國總理，也沒有機會比較與其他執政者的差別。 也許是這樣的緣故，讓德國人對於她的離開政壇，大多沒有眷戀之意，而是再次點燃了一絲新的轉變希望。 雖然發展經濟不是梅克爾特別著力之處，但她仍設法讓德國經濟走強。
是的，從中國到美國到義大利，政治狂人都在盡情享受自我，但德國則是一個友善的「半套霸權國家」（Halbhegemon）：只要哪裡有麻煩了，它立刻伸出援手。 梅克爾將自己塑造成「到處幫助人」的形象，這也是她追求的歷史定位，且她盡可能少讓汙點弄髒這個畫面。 梅克爾這個人是無法捉摸的，無論是成功或犯錯時，甚至在失敗時，她都呈現出一種不確定的樣子。 「偉大的政治家通常做決定時不會讓人看到。」政治學者卡爾—魯道夫． 寇特（Karl-RudolfKorte）認為，這樣才是二十一世紀現代領導人的先決條件。
梅克爾: 他們逃到德國後3-3：從博物館出發的融合之路
在烏克蘭危機中，她深知波蘭的不安，因此邀請波蘭與德法組建「威瑪三角」（Weimar Triangle），集體與普亭談判；在伊朗核協議中，她同意德國參與但堅持由歐盟代表英法德三國，再協同美國與對方談判。 戰後德國最重要的邦交國是美國、蘇聯／俄羅斯、法國，如今再加上中國。 對於核心的「德美關係」，梅克爾可說是左右逢源、游刃有餘。 梅克爾 她曾與4位美國總統共事，上台前就與德國民意以及時任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唱反調，力挺小布希（George W. Bush）發動伊拉克戰爭，讓後者銘感在心。 她與歐巴馬（Barack Obama）「情同姊弟」，兩人都是略帶學究氣的「政策控」（policy wonk），也試圖兼顧外交政策的實務面與價值面，因此格外契合。
就在與社民黨成功競合的過程中，梅克爾也大抵將基民盟由家父長式的保守政黨，推上全球化時代下自由開放與綠色價值的軌道上。 在2005年競選時，梅克爾就公開她的看法（在拜訪伊斯坦堡時她也有表示），土耳其其實無法被歐盟接受成為成員國。 之後土耳其總理艾爾多安在2008年2月到德國向在德的土耳其人發表演說時警告他們不要被其它文化同化，並表示「這種文化融合是反人類罪行」[20]，引起梅克爾的異議[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