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保留的領域內，非依據法律的授權不得為行政行為，不僅指個案行政行為，也包括頒布行政命令等抽象的行政行為。 基於法律保留原則的理念，立法者若欲授權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限制人民權利，其授權應明確。 行政罰法中的處罰法定原則也是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踐，將於行政秩序罰單元說明。 例如本會為執行農業發展條例第十條有關農地變更使用同意權行使事項，訂頒「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為執行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有關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查及監督事項，訂頒「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均為適例。 2.內涵：通常檢視國家行為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時，會透過以下三個階段來判斷，這三個階段也是所謂的比例原則子原則。 (1)適當性（有效性、合目的性、目的妥當性）： 手段必須能有效達成目的，亦即，政府的措施須能有效地達到保護人民權利的目的；或政府的措施與目的間具有合理之關連。
或有認為行政命令的事後監督，立法院不一定都送委員會審查，只有在三十位立法委員連署或附議時，才會用到三讀程序，但這還是已經給了立法機關一個控制的機會，況且每年年終立法院法案大清倉，立法委員也未必就真的有把法律看過了。 不論是行政命令或是送審的法律草案，它們兩者的相同點，就是立法機關最後都有一個機會說不。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所有的職權命令與授權命令，訂定後都要送到立法院，倘若立法院對於該行政命令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 如有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第六十條）。 委員會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得要求延展一次（第六十一條）。 若發現被審查的行政命令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定頒機關更正或廢止之；該機關應於二個月內更正或廢止之，逾期未更正或廢止者，該命令失效（第六十二條）。 不過現在關於立法院監督行政命令，規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所以前述批評議事規則並非法律的質疑已經不成立，且在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所謂議決，準用法律案的議決，所以應該也符合立法的三讀程序。
授權明確性原則: 法治國原則
我國行政部門向來作風保守，行政措施往往緊貼成文法令依據，以減輕作成違法決定的風險與責任。 以法令明文規定為依據既然是「於法有據」，因而得降低觸法的風險；且又因係引據外來的規範，而非自行決定，即使這項決定被認定為不合法，執行該法令者也沒有太大的責任。 本條規定之檢討 法律不問內容，其效力一律高過於自治條例，是否妥適？
反之，關於本號解釋所涉及的菸品標示制度，由於此項標示義務僅存在於菸害防制法生效後，即使該法亦適用於其生效前所已生產並進入銷售通路的菸品，仍應認為「無法律溯及適用情形」。 在「法律效果之溯及生效」與「法律事實之回溯連結」的二分法之下，其不考量新法秩序生效時既存案例事實的開展程度，完全著眼於「法令生效日」與「法令適用時間範圍」間的關係。 吾人認為，此種分類方式捨棄各種法令所規範案例類型之特性不顧，無法掌握溯及適用問題的癥結。
授權明確性原則: 什麼是「授權明確性原則」？
不過依據前引中標法第16條但書之規定，「舊的特別法」仍優先於「新的普通法」。 例如行政執行法第1條規定：「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條規定將行政執行法定位為行政執行事件應優先適用之「基本法」。 換言之，唯有當行執法未有規定時，方得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若其他法令與行政執行法就某一行政執行之問題皆有規定，則應先適用行政執行法。 從法律人的學習訓練環境現況觀察，書讀五年六載（就學期間＋補習），未必務實；執業就業後，未必專業。 實因國家教育並無法律人職專的鼓勵政策，在此訴訟制度下的法律專業者，常被稱之為「程序玩弄者」，離一般人民之情感甚遠。
一八一三年，最高法院在Brig Aurora案中，第一次處理禁止授權原則的問題，而提出了所謂「講明的情況」（named contingency）標準[29]。 不過，後來一碰到無法通過這個標準的案子，這個標準就被廢棄不用了。 在Buttfield v. Stranahan案中，法院改採「標準提供」（standard）檢驗標準，所謂的標準提供檢驗標準，就是看國會有無提供足夠的的標準以清楚的限定授權的範圍[30]。 不過，如果無法順利通過標準提供標準，法院也會考量立法的歷史。
授權明確性原則: 相關新聞
由於本號解釋認為「法秩序變更時對於繼續中的事實之影響作用」並非法律溯及適用，易令人輕忽這種影響作用對人民權益的衝擊，以及國家所負有的信賴保護義務。 本文認為應將此類影響作用定性為「溯及適用」，再依其對於既存事實之影響程度，分別判斷其合憲性。 在否定說的論述過程中，其雖舉出一些看似有必要給予保護的「抽象信賴」個案，但這些案例仔細一看，其實已經有「信賴表現」在其中。 例如當事人因信賴國家之行為而「展開規劃」，於規劃未及完成時國家變更先前所為之行為，以致於當事人的規劃必須調整。
- 老年人應保有老本，自己有錢，不必伸手向子女要錢， 不但自己生活有保障，也會活得有尊嚴。
- 若「否定說」確實有意要將「信賴保護請求權」的保護範圍擴及至「抽象的、尚未付諸實行的信賴」，則本文並不贊同此種見解。
- 後來，在一九九三年，大法官受到了學界的影響，首度在釋字第三一三號的解釋文中，正式引進了德國的授權明確性原則，而後開始廣泛使用。
- 新華社北京8月27日電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青年科技人才培養和使用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
本文認為，衝擊程度的大小的判斷無法僅以「新法秩序施行時案例事實是否已經終結」作為單一指標，而也應同時關（觀）照其他因素。 規範制定者與執法者應綜合考量各項因素，以決定「是否」將新法秩序溯及適用、以及如何溯及適用。 換言之，在思考信賴保護與法令不溯及既往的問題時，答案不僅有「真正溯及既往」（原則上禁止）與「不真正溯及既往」（原則上容許）這二個，而是應依據具體個案的情節區分給予不同程度的保護措施。 憲法保留 所謂「憲法保留」係指憲法對於基本權利等事項訂有詳盡與明確的規定，即使國會行使立法權對於該項基本權進一步詳細規範，亦不得抵觸憲法明白保障的部分（立法裁量空間的限制）。 例如我國憲法第8條既然已經明訂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後最遲應於24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則若刑事訴訟法規定逮捕後48小時內應移送法院時，該規定即抵觸憲法保留之事項而當然違憲（當然這也是憲法「最高性」的表現）。 除了基本權利保障以外，針對憲法所明訂的組織性規定，例如關於行政院之組織、立法院之組織等，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也不能於立法時加以變更或抵觸，此亦為「憲法保留」之範圍。
授權明確性原則: 相關
明確要求不把論文數量和人才稱號作為機構評價指標，避免層層分解為青年科技人才的考核評價指標。 規定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進一步擴大青年科學家項目比例，負責人申報年齡可放寬到40歲，並不設職稱、學歷限制。 授權明確性原則 對組織實施高效、高質量完成任務目標的優秀青年科研團隊通過直接委托進行接續支持。 《若干措施》提出加大青年科技人才出國學習交流支持力度，引導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組織和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講好新時代中國科技創新故事、中外科技合作故事，提升青年科技人才國際活躍度和影響力。
受理訴願機關發現原行政處分雖屬違法或不當，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酌訴願人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認原行政處分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駁回其訴願。 所謂情況決定或情況判決係指原本某行政處分依法應由訴願決定或判決予以撤銷，但考量到公益的維護，而改為不予撤銷。 有時政府的措施看似與公益無關，而係在保障個人、某一部分人之利益；但其實這些措施也可能是在追求公益。 當國家在保障某特定人或群體之利益時，如救助某位孤兒，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僅是個人利益之維護；但由於這件事的深層涵義中有社會急難救助、扶助乏人照料者功能等，這正是公益之所在。
授權明確性原則: 一、明確性原則之想法：以「法律明確性」為例
基於信賴保護與法律安定性之考量，原則上立法者不得制定「真正溯及既往」的法律；至於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法令，原則上應予容許，僅於例外時禁止。 依據「法律保留」原則，某些事項或某些領域的問題應由法律直接規範，或由法律授權以法規命令之規範。 在這些領域中，行政機關如無法律依據與授權，不得為行政行為，此即所謂「法律保留」之範圍。
[43] 論者指出，筆者如此強調允許廣泛授權，只靠立法機關事後監督機制作控管，但總不能連最嚴格的罪刑法定主義、租稅法定主義，也都一併廢棄。 筆者認為，租稅法定主義但廢無妨，至於罪刑法定主義，則尚有探討餘地，不過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於此僅欲點出，美國對於罪刑法定主義，於本案似乎就呈現出不那麼堅持的態度。 [31] 關於可理解原則的內容，城仲謨的＜論美國行政命令制度＞一文中有清楚介紹，前註26。 [4]例如，葉俊榮、張文貞，＜轉型法院與法治主義：論（最高）行政法院對違法行政命令審查的積極趨勢＞，第一屆行政法實務與理論研討會，2001，21頁。 另外，也有學者指出，就算用授權明確性原則試圖讓立法委員在特定議題上表態，好讓選民有所憑據對之課與政治責任，實際上立法委員仍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脫逃而不表態[23]。
授權明確性原則: 澳洲跨黨派議員團傳9月訪台 學者：步調可能更頻繁
參考法條：公平交易法§24：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今天在北京與中國官員舉行會談，試圖在逆境中穩定美中關係；分析指出，北京想要扭轉外界認為中國對外國企業不... [44] 葉俊榮，《行政法案例分析與研究分法》，三民書局，第296頁；張文貞，前註3，第91-94頁。 [25]陳愛娥，＜法治國原則的開放性及其意義核心－法制國內函的矛盾與其解決的嘗試＞，《當代基礎法學理論－林文雄教授祝壽論文集》，2002。 但若相牴觸的公益與私益經衡量後（法益衡量），認為私益顯然大於公益，則此時不得犧牲私益以追求公益（行程法§117）。
舉例而言，當我們需要援引「比例原則」時，應指出：「依據我國行政程序法第7條所規範之比例原則……」；而不是直接說：「依據比例原則……」。 德國所謂的法治國原則，用英文來說，就是rule 授權明確性原則 of 授權明確性原則2023 law，也可稱為法治原則。 例如，美國有名的自然法學者富勒，其所謂的程序自然法（或法律的內在道德），也稱作「法制原則」，其實也就是指法治國原則 [24]。
授權明確性原則: 第四節 信賴保護原則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青年科技人才規模快速增長，源源不斷充實科技人才隊伍。 2012年至2021年期間，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數量由416.7萬人增長到858.1萬人，增加441.4萬人，年均增長7.67%。 同期，自然科學領域博士畢業生總人數超過45萬人，年均增長率4.73%。 近年來，我國博士后每年進站人數都超過2.5萬人，其中80%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 同時，青年科技人才在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實施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北斗導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戰略科技任務的許多項目團隊平均年齡都在30多歲。
- 在否定說的論述過程中，其雖舉出一些看似有必要給予保護的「抽象信賴」個案，但這些案例仔細一看，其實已經有「信賴表現」在其中。
- 在法律保留的領域內，非依據法律的授權不得為行政行為，不僅指個案行政行為，也包括頒布行政命令等抽象的行政行為。
- 委員會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得要求延展一次（第六十一條）。
- 違法之行政行為亦得作為「信賴基礎」，甚至無效的行政行為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具有「信賴基礎」的適格。
-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 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若在具體個案中，以當事人未有信賴表現而拒絕給予信賴保護，將牴觸「平等原則」。 其實要檢討授權明確性原則，第一個需要批判的，就是名不符實，亦即所謂要求授權時對所授的目的、內容、範圍要具體明確的要求，是針對立法機關，而與行政機關逾越授權時該如何如何，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但是學界似乎是積非成是，都以「授權明確性原則」來對付逾越授權時的情形。 例如，以最簡單的釋字三九○號為例，大法官先開宗明義地幫我們複習了一次授權明確性原則的要求，但是後來的結論卻是，由於系爭行政命令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因而違憲。 「授權明確與否」與「是否逾越授權」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面對一個授權很明確的母法，行政機關還是有很能制定出逾越授權的子法出來，但是學界與大法官卻習慣將兩者混為一談。
授權明確性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行政法專業名詞解析
既然是「信賴表現」，必然是先有「發生於內心層次的信賴」，並進而從事「顯現於外的舉措」。 授權明確性原則2023 以此而言，當事人「知悉」「信賴基礎」的存在，並「信賴」其將持續存在這點，縱然學說未將之列為要件之一，也係主張信賴保護當然應該存在要件，且已經被「信賴表現」這一要件所含括。 因而即使某一手段合乎比例原則；其所追求者，卻可能是欠缺正當性之目的。
但因新法令的執行也牽涉到既已存在的事實，因而稱之為「法律事實之回溯連結」（tatbestandliche Rückanknüpfung）。 此種理論之所以出現，係為彌補「真正溯及既往」與「不真正溯及既往」二分法中，所謂「已終結事實」概念含混不清之弊。 本文認為，此種分類方式與刻板的法律效果對應模式，無法引領吾人正確地探求「新法秩序衝擊到既存事實時的解決之道」。 因為在個案中吾人一旦認定新法秩序生效時某一類的案例事實「尚未終結」，依據上述二分法的思考模式，便可認為新法秩序適用於此類案例僅屬於「不真正溯及既往適用」，原則上容許。 然而即使案例事實尚未終結，並不當然表示新法秩序的施行對其所造成的衝擊不大。
授權明確性原則: 第二章 行政法之基本原則
(2)要件： A.有一讓人民信賴之基礎： 通常係一個法規範，如：法律、命令或函釋，在行政法層次來說，行政行為亦可為人民信賴的基礎。 B.人民有信賴之表現： 人民必須因為基於這樣的信賴，而有一具體的表現行為，例如：因為相信志願役可比恤相當俸級而服志願役並參與轉任考試，即為一種信賴之表現（司法院釋字第525號可茲參照）。 C.信賴沒有不值得保護之情形： 授權明確性原則 若通常係一個法規範，如：憲法、法律或命令，在行政法層次來說，行政行為亦可為人民信賴的基礎。 絕對法律保留（國會保留） 某些事項因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只能由立法者自行規定，不得由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訂定。 大法官於釋字第443號解釋中認為，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身自由之事項即屬於絕對法律保留的範圍。
德國國會對於授權立法的監督，主要有四種模式，一是同意權之保留，二是廢棄請求權之保留，三是國會聽證權之保留，四是課予單純送置義務[9]。 而美國國會對於授權立法的監督，也有多種的事後監督機制，包括被聯邦最高法院宣告違憲的「立法否決權」[10]。 依據「誠信原則」，於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與當事人民之行為不得有不合理或欠缺公平之情事；換言之，此一原則之目的在於使行政行為能合乎事理、常情，以避免「雖然合法，但因為違反社會上普遍的價值觀，而令人難以接受」的情形。 特別是當行政機關出現言行前後反覆不一致之情形時，一般均認為已違反誠信原則。 雖然「法令不溯及既往原則」受到治國家的高度重視；但因為社會事實大多具有時間上的連貫性，所以「新法秩序」（制定新法、修正舊法、廢止法令）難以避免地將影響既存的社會事實。 若嚴格地禁絕新法秩序適用於既存的事實之上，將造成法令適用方式複雜化，且也大幅限縮了改革後的新法令之適用範圍，使法令變革的成效受到嚴重的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