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為了開發山林資源，總督府也實施了林野調查，以確定各地樹種及物產的分布。 在林野調查的政策下，許多學者專家進入山林，間接促成了日治時期對台灣動植物及台灣原住民文化的系統化、科學化研究，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 臺灣割讓予日本的記載為馬關條約第二條之內：第二、割讓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第三、割讓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的各島嶼。 台北日領2023 另外，第五條亦有如下之文字：中日兩國政府於本約批准交換後，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員赴台灣省，實施該省之讓渡事務，但需於本約批准交換後二個月內，完成上述之讓渡。 而該和談經過亦史稱台灣割讓或乙未割台，日本接收臺灣時遭遇數月的抵抗，是為乙未之役。 [38] 1895年，日本東陽堂曾發行《臺灣征討圖繪》[39]共計5編，為日本從軍記者所留下記錄。
- 此外，為了開發山林資源，總督府也實施了林野調查，以確定各地樹種及物產的分布。
- 1895年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原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宣布在臺灣「始政」[51][52]。
- 例如：1901年樸仔腳支廳（今嘉義縣朴子市）遭到攻擊，相關的保甲成員皆被處以一千四百日圓的罰金。
- 有觀點認為，總督府之所以不完全禁絕，除了毒癮難戒外、也是為了專賣鴉片獲得的高額利潤。
- 但後來其成員因理念不合於1927年分裂為激進左派的新文協和主張地方自治的台灣民眾黨。
- 這種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治理殖民地的「宗教殖民」不同的「宗教感化」思維模式，也讓原住民與漢族居多的臺灣，同化於日本的速度加快。
- 這類歷史畫於日清戰爭時相當流行，這充分表現了日本方面的觀點[42]。
有極少數台灣人至歐美留學，例如哲學博士林茂生、戰後第一任臺北市長黃朝琴。 由於初期台灣抗日運動相當盛行，日本當局除以武力鎮壓外，竭盡全力建立其統治體制，部署官署機構，鞏固開發基礎，並設法安撫居民。 而在這種情況下，統治機器與不同文化人民間的溝通用義務教育，成為基礎中的基礎。 而事實上，大多限定日籍資格才能就讀[來源請求]的日治時期中等或高等教育政策，對台灣人而言，其成就與影響，大大遠不如基礎教育。
台北日領: 社會控制
雖曾發生泰雅族人殺害15位日本工作人員的事件，該發電所還是在1905年8月開始運作供電台北大稻埕、艋舺等地，1906年供電基隆，是台灣第一座水力發電所。 此後，竣工的有：1909年利用新店溪發電的小粗坑發電所、同年的打狗（高雄）的竹仔門發電所、1911年的台中后里發電所等。 而不管哪種學校形式，除了特殊的原住民教育體系之外，日治時期的教育關法令明定，該教育場所以中央或地方的經費開辦，而就學資格則為8歲以上，14歲以下的兒童。
同年7月，掌管原住民事務、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 1905年，日治時期的台灣實施首次戶口普查，台灣原住民中，幾乎已歸化為漢族的平埔族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1.53%（4萬5千餘人），高山族則約為3.62%（十一萬三千餘人）[125]。 因為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原住民事務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台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而這些對策稱作 「理蕃政策」[註 5]。
台北日領: 文化發展與西方藝文運動之引進
包含更名後的都市計劃，台灣總督府共在臺灣全島超過70個以上大小城市，實施市區改正。 而這些名為市區改正的整體城鎮計劃，對臺灣地方營建影響深遠，迄今台灣許多城鎮仍沿用當時擬定的市區改正都市計劃繼續執行。 在當局的高壓管制下，除了統治初期小規模且持續的反日運動外，社會較為安定。
第一部台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於1925年由劉喜陽、李松峰等人組成的台灣映畫研究會製作。 而非劇情類型的教育片、新聞片、宣導片也成為日治中期以後台灣本地電影製作的主流，一直到日本戰敗為止。 這裡面，又以描寫原住民少女幫助日人的《莎勇之鐘》（又稱莎鴛之鐘、莎韻之鐘）為其代表。 在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正處於由藩閥政府與官僚政治轉換到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所謂大正民主時期。 1919年，田健治郎被派任為台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在赴任前，與日本首相原敬談妥，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並於同年10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
台北日領: 中國「數位」控稅與臺商稅務風險
台灣人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運動所設定的目標努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依當時的決定，日本撤僑在次年(1946年)3月才能完成。 台北日領2023 此時距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尚有兩個月空檔，物價嚴重已上漲，臺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
另外，協議會員凡對有關其職務本質上之諮詢事項，可提出質問，任意申述意見，提出臨時動議，並在討論終結後可付之表決。 因此，協議會員於諮詢事項中有其發言權、質詢權、動議提出權及表決權等。 1935年至1937年，部份地方協議會改稱議會，部份議員改以民選方式產生，實行地方自治。 1937年後，因中日戰爭，所有地方議會均不再改選，其機構也不再正常運作。 領務局呼籲民眾，可多加利用大廳等待人數螢幕看板，或至領務局官網的「申辦護照/領取護照現場等待人數」掌握等候時間，並接受現場工作人員引導;至於網路預約申辦護照民眾，仍請到鄰近領務局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大禮堂抽取號碼及送件。
台北日領: 台灣文化協會
這些規定的頒布造成了一些民眾的權益損失，並且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台灣民眾對這些產業的投資，使得一部分民眾感到不滿。 例如1912年發生的林杞埔事件，就是由於日本當局強徵林杞（今南投縣竹山鎮）一帶的公有林地，並轉交給日本企業三菱製紙所（日語：三菱製紙）所引起的衝突。 日治初期行政區劃變動非常頻繁，在1895年統治開始以來25年間，一級行政區共計更動8次。 直至1920年10月實施「地方制度改正」，成立五州二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港廳）後進入穩定期，僅1926年從高雄州分設澎湖廳以及後續成立某些州轄市。 此外，在馬關條約中規定，當時臺灣的居民有兩年的過渡期可以自由選擇國籍。 在兩年內未離開臺灣者，則自動移籍日本，即「住民去就決定日」為最後期限。
領務局說明，現場申辦護照民眾屆時請直接到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一樓大廳填表區填寫書表，再抽取號碼牌，如果有申請或填表的相關疑問均可向諮詢櫃檯詢問，現場將有專人提供協助，另大廳座位區及北棟庭園帳棚座位區均開放民眾休息等候，歡迎多加利用。 臺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為日式之「開山神社」，為台灣第一座神社，並整修為神社樣式，但其舊有格局大致保留。 台北日領 1930年，台灣民眾黨向國際聯盟控訴台灣總督府開放容許四萬人的菸癮人口[116][117][118]。 此外，地方稅制度的推行，使得總督府能夠自由裁量各部會資源的分配，不必受制於帝國議會。 度量衡政策分為兩期：1895~1923年間，以「尺貫制」為標準；1924~1945間，為與世界接軌，又改採行「米突制」。 兩階段政策皆未能徹底推行，為至今臺灣社會台尺、坪等單位與公尺、公斤等公制單位混用的歷史因素之一[82]。
台北日領: 教育
在硬體設施方面，總督府則進行不少公共衛生工程建設，如聘請英國人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和濱野彌四郎赴台設計全島自來水與下水道。 [124]另外，拓寬街道、設立騎樓與春、秋季強制掃除、家屋須闢窗以利空氣流通、患病者須強制遷離至隔離醫院、預防注射等措施，也對公共衛生有所助益。 此外，總督府還制定《匪徒招降策》，以達誘使抗日民眾歸順的目的。
不過大多數台灣人仍然使用舊曆，過舊曆年，形成無從禁起的狀況。 1936年，台灣總督府將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施與台灣漢族相同的皇民化政策，自此，不具名卻存在的理蕃政策才改以皇民化政策取代。 台北日領 雖是如此，後期內地延長化極端表現的原住民政策，仍可視為以日本本國利益優先的理蕃政策一部分。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認為台灣三大陋習分別為吸食鴉片、纏足與辮髮。 [113]與19世紀末期的清朝相同，吸食鴉片為當時台灣人的普遍社會現象，據統計，半數人有此吸食習慣。 台北日領2023 [114]以布長期綑綁腳趾頭與腳掌，用人力造成足部畸形的纏足習慣為女性特有，辮髮是滿族男人的風俗，是清朝政府強迫男性漢人所為，對於滿族人來說，並非陋習[來源請求]。
台北日領: 社會運動
1937年，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以各地神社為信仰中心的神道教成為統治者積極推動的宗教。 在此因素下，其餘宗教遭受一定的限制，此現象一直到戰後才有所改觀。 由於日本深受水戶學影響，而水戶學基於明朝遺臣朱舜水影響，使得日本史又更重視大義名分論而發展為尊皇論。 無論幕末維新思想，亦或今日歷代天皇系譜，無一不受《大日本史》思想之沾染。
為了改進台灣海運運輸，日本政府整建了基隆港，並花費鉅資建造高雄港，使其成為可停靠大量船隻與吞吐貨物的現代化港口。 台灣最早開始流行歌曲就是搭配由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阮玲玉主演電影的《桃花泣血記》。 台北日領 片商為了招攬台灣觀眾，委由詹天馬、王雲峰作曲[92]，的同名宣傳曲意外走紅、擔任主唱的是當時古倫美亞唱片會社當紅的歌手純純（本名：劉清香[93]）。
台北日領: 日核汙水引爆韓、陸搶鹽潮 台灣人囤完蛋換囤鹽？
在行政區劃改變同時，也設置了州協議會、市協議會及街庄協議會。 雖名為議會，但所有協議會員皆由官方委派，其機關並無充分民意基礎，亦無任何諸如審計預算、監督行政及質詢官員的代議士功能，美其名只能說是臺灣總督府刻意成立的象徵性自治機關。 1939年11月22日，因第一屆議員任期終了，總督府舉辦第二屆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1943年由於正值太平洋戰爭，選舉停辦。
